【文史】諸葛亮治蜀 道不拾遺 風化肅然
成都武侯祠的諸葛亮殿前對聯：「能攻心則反側自消，從古知兵非好戰；不審勢即寬嚴皆誤，後來治蜀要深思。」（公有領域）
自劉備白帝城託孤之後，諸葛亮以丞相身份輔佐蜀漢後主劉禪，主管軍國大政。劉禪恪守父親遺言，將蜀漢軍政事務，無論大小都交給丞相諸葛亮裁決。諸葛亮對劉禪，也恪守他對劉備的承諾，確實做到「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」。因此，蜀國得到大治。
益州之士思明君
劉備入蜀之前，該地由劉璋轄制。劉璋，字季玉，襲其父劉焉位而為益州牧。《三國志》說他「明斷少」，「才非人雄，而居土亂世，負乘致寇，自然之理，其見奪取，非不幸也。」諸葛亮隆中對策即指出「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」
劉璋既沒有充分的力量節制驕恣的諸將，也沒有能力選拔或重用人才俊傑，他手下有才幹的官員如張松、法正等皆策劃迎接劉備入蜀，正如諸葛亮隆中對所說：「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」。
劉備奪取益州之後，對劉璋的舊部安排深得人心。《三國志》記載：「董和、黃權、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，吳懿、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，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，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，皆處之顯任，盡其器能。有志之士，無不競勸。」
這就是說，過去無論是劉璋重用的人、親近的人、被排斥的人，還是他所忌恨的人，劉備皆委以重任，人盡其才，有能力的人都受到鼓舞。這不僅緩和劉璋時期不能解決的矛盾，也使劉備在益州的根基更加牢固。
任用當地人才
諸葛亮執政後，對益州當地人才著意加以擢用。《三國志‧杜微傳》記載：「建興二年（224年）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選迎皆妙簡舊德，以秦宓為別駕，五梁為功曹，微為主簿。」
秦宓字子敕，是廣漢綿竹（今四川德陽北）人，比較有才學，善於口辯。杜微是一個年老耳聾的人，劉備定蜀以後，他閉門不出。諸葛亮執政後，任命杜微為益州主簿，杜微推辭，諸葛亮便派遣車輛去迎接杜微。二人見面後，諸葛亮連寫兩篇文章勸說杜微，希望杜微能夠輔佐後主，因他年老耳聾，諸葛亮最後任命杜微為諫議大夫。
據《華陽國志》記載，劉備入蜀以後，比較重視荊楚故舊人馬。但是，諸葛亮看到蜀漢政權要在益州站穩腳跟，必須選拔當地人才。
從《蜀志》各傳的記載來看，益州當地人才如張裔、楊洪、馬忠、王平、句扶、張翼、張嶷、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職位，只是比丞相、大將軍低一點而已，是以「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」。蜀漢以益州一隅之地，能與曹魏相抗衡，其善於用人當為重要原因之一。
兩漢以來，益州本地人才在政治上一直受歧視，諸葛亮誠意任用他們，他們自然樂於擁護諸葛亮。因此，諸葛亮連年北伐，向益州徵兵要糧，未見有本地豪族反對，在軍事前線，還得到他們的積極參加。
審勢施政 德刑相濟
成都武侯祠內有一副對聯，懸掛在諸葛亮殿堂前正中，是清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趙藩所書。聯文是：「能攻心則反側自消，從古知兵非好戰；不審勢即寬嚴皆誤，後來治蜀要深思。」這是對治理蜀國過失的經驗總結。
劉璋時代，對益州地方豪強無法控制，只好寬容放縱。諸葛亮認為，國家要治理好，首先必須依靠仁德感化和教育，同時輔以「定法度和明賞罰」。他在《治國》一文中說：「治國之政，其猶治家，治家者務立其本，本立則末正矣。」「故本者，經常之法，規矩之要。」
諸葛亮在《答法正書》中指出劉璋治理蜀地的缺點提到，益州歷經劉焉、劉璋兩代統治，劉璋生性闇弱，法令鬆弛，只做表面文章，做官的相互吹捧，不施德政，在百姓心目中也沒有威嚴。益州豪強才敢於胡作非為，君臣之道才日漸陵替。所以必須法令嚴明，有善必賞，有惡必罰，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。
諸葛亮法令嚴明的政策，不僅限制了豪強，更能鼓勵豪強，因此，蜀地在政治上呈現高度清明。
為了整頓吏治，糾正官場的腐敗現象，諸葛亮命李嚴、法正、劉巴、伊籍等人，訂出《蜀科》；並親自製定檢察官吏的守則。據《魏氏春秋》記載：「亮作《八務》、《七戒》、《六恐》、《五懼》，皆有條章，以訓厲臣子。」
他在《教令》一文中明確表示：「教令為先，誅罰為後。」這就是說，治理國家先實施仁政教化，公佈法律條文，讓百官和百姓知道進退，明白甚麼可做，甚麼不可做，然後，才對觸犯律令進行處罰，最終做到「不令而制」，「王道平平」，讓人心服口服。
諸葛亮誅劉封、殺彭羕、斬馬謖、黜寒敏、罷廖立，廢李嚴等，不避皇親國戚、親隨故舊、託孤重臣。而這些被處罰的人，其罪行或過失，都是言之鑿鑿，鐵證如山。
如長水校尉廖立曾被諸葛亮視為能與龐統相提並論的「良才」，但後來，他因爭名奪利和抽刀殺人，被流放汶山。可是，當廖立聽到諸葛亮的死訊時，卻難過得痛哭起來。
又如李嚴，他身為蜀漢重臣，與諸葛亮同為劉備臨終前的託孤大臣，後改名李平，字正方。建興九年（231年）春，諸葛亮發兵漢中，令李平督運糧草，時值淫雨，運糧誤期，他寫信要諸葛亮退兵，兵既退，他又怕承擔責任，耍兩面派手法，被諸葛亮當面揭穿，李平理屈詞窮。為正軍法，被貶庶民，流放梓潼郡。
罷黜李平之後，諸葛亮給時任中郎將參軍的李平之子李豐寫信，要他勸慰父親，自省前過，只要一心為國仍有出路。建興十二年，聞亮卒，李平知不可復出，憂憤而死。
東晉習鑿齒《漢晉春秋》評價說：「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，沒齒而無怨言，聖人以為難。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，李平致死，豈徒無怨言而已哉！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，鏡至明而醜者無怒，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，以其無私也。水鏡無私，猶以免謗，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，流矜恕之德，法行於不可不用，刑加乎自犯之罪，爵之而非私，誅之而不怒，天下有不服者乎！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，自秦、漢以來未之有也。」
以身作則 道德典範
諸葛亮治蜀的成就與他能夠以身作則也有關係。諸葛亮的道德品質與諸葛亮的智慧同樣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景仰。
諸葛亮無論大小事都親力親為，據《魏氏春秋》記載：「諸葛公夙興夜寐，罰二十以上，皆親覽焉」。《襄陽記》記載，諸葛亮的主簿楊顒表示，諸葛亮親自校對簿書，熱得終日流汗不止。
諸葛亮的家風自諸葛豐開始，就以「特立剛直」著名，諸葛亮自己也是一個視富貴如浮雲的高尚之士。
建興十二年（234年），諸葛亮統兵十萬，進行第五次北伐。臨行前，他向後主劉禪遞上了一道奏表：「亮自表後主曰：『今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，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無別調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。』」
諸葛亮的全部家產是薄田十五頃，其中包括種有八百棵桑樹的桑田。按漢代一頃為一百畝計（每畝折合今畝為0.69畝），諸葛亮就擁有相當於今天一千多畝田產。
據《晉書食貨志》記載，西晉初年對官員的佔田數量有明文規定：「品第一者佔五十頃，第二品四十五頃，第三品四十頃……第八品十五頃，第九品十頃」。由此可見，諸葛亮雖然官居一品，位極人臣，他的田產僅與八品小吏的佔田數相當。
在諸葛亮看來，靠這些薄田桑樹，家人勤力，足夠子孫衣食；他本人在外率軍作戰，平日隨身衣食都靠官俸開支，不會存非分之想和非分之欲。
諸葛亮申明，他在外任上「無別調度」，即沒有利用帶兵在外的「職務之便」巧立名目，另外徵調收取財物，沒有讓公家為自己額外報銷費用，沒有授意或暗示別人給自己送錢送物。此外，他平生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」，即從不另外私下經營產業，來增加一絲一毫的家庭私產，而且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」，也就是說，他不讓家中有多餘的布帛，家外有多餘的財產，哪怕是寸土寸金也不積聚。《資治通鑒鑒魏紀》說：「卒如其所言。」
諸葛亮作風公正，不受諂諛，虛心納諫，「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，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。」
諸葛亮臨歿遺表、遺囑使人讀後不禁肅然起敬：「伏願陛下清心寡慾，約己愛民。」「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，因山為墳，土塚足容棺，斂以時服，不須器物。」
在諸葛亮的治理下，蜀漢政治比劉璋時代大有起色，也比同時的魏、吳兩國更好。
吳臣張溫使蜀回去以後，曾讚美蜀政。當時魏國有才智的大臣劉曄、賈詡也說諸葛亮善治國。陳壽在《諸葛亮傳》中反覆稱頌諸葛亮治蜀的政績，對魏、吳兩國的國主卻未有這樣的稱述。諸葛亮死後，蜀漢百姓對他的思念，幾十年不曾稍減，陳壽、袁准都說民之思念孔明，如西周之民思念召公。可見諸葛亮受人歌頌，在當時已經達到如是高度。
諸葛亮治國很重視經濟，大力扶植桑蠶業，因此，蜀錦成為中國著名的物產。左思《蜀都賦》稱：「貝有山積，纖麗星繁。……百室離房，機杼相和。貝錦斐成，濯色江波。」就是對當時蜀錦生產的真實寫照。諸葛亮認為：「今民貧國虛，決敵之資，唯仰錦耳。」
諸葛亮務農植谷「閉關息民」，無奪其時，唯薄賦斂。固定一千八百多人，維護都江堰。
諸葛亮還利用天然氣，發展鹽業，限制釀酒，提高冶煉技術，設置堰官、錦官、司金中郎將、典農校尉、鹽府校尉。對國計民生關係重大的鹽、鐵實行專賣，使蜀漢政權出現「田疇辟、倉廩實，器械利，積蓄饒」的繁榮景象。
道不拾遺 強不侵弱 風化肅然
諸葛亮死後，蔣琬、費褘相繼執政，「咸承諸葛之成規，因循而不革」。這就是說，蜀漢的政治制度，大多是諸葛亮制定下來的，並為後人所繼承，沒有更改。
陳壽認為，諸葛亮擔任宰相，撫恤百姓，彰明禮儀法規，約束百官，權事制宜，誠心待人，公正無私。有善必賞，有惡必罰。最後得到百姓的敬畏和愛戴，即使刑法政令嚴厲，卻沒有人心生怨恨。諸葛孔明用心公平，勸戒明白，是堪比管仲、蕭何的治國良才。
陳壽在《進諸葛亮集表》評價諸葛亮治蜀期間的政績說，劉備死後，後主劉禪幼弱，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聯東吳，內平南越，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，至於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！」@*
責任編輯：謝秀捷
